讓我感受到差異的,不只是請假的方式。就連日常工作本身的壓力,也和我想像中截然不同。
我看到其他老師們每天放學後,還要指導社團活動,每天工作長達十二個小時,這讓我感到一種焦慮,覺得自己也必須這麼做。我不想被周圍的人認為是個懶惰鬼。
過了一段時間,我不再是那個下午五點就獨自離開的人了,甚至開始在沒有特別必要的情況下加班。經歷了一段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六點不停工作的日子後,一位老師叫住了我,稱讚我說:「你終於適應日本職場了嘛。」
我咬緊牙關,只能擠出一個僵硬的笑容。
一年後,我辭掉了這份工作。我離開並不是因為這裡有什麼東西壞掉了,或是制度出了問題。事實上,日本的體系運作得非常良好,並且在它獨特的邏輯和期望下,一切都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。
然而,隨著時間的推移,我漸漸意識到,自己對於工作、休息和責任的看法,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之上。我現在明白,問題並不在於日本的辦公室文化本身。而是我比自己想像中,更深地受到了英式工作與生活平衡觀念的影響。
這段經歷讓我明白,究竟什麼才是「不過度勉強自己的生活方式」,它的界線並不是由我自己決定的,而是由我成長的國家文化所塑造的。同時,我也深刻體會到,一旦某種價值觀深植於心,要將它捨棄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。
從那以後,我一直都在英國生活。雖然有時候也會懷念在日本工作的那段時光,但就辦公室文化這一點來說,我現在確信倫敦才是最適合我的地方。